2015年7月7日，《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》与中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研讨会在北邮科技大厦会议室举行。本次会议由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主办，vic115维多利亚承办，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协同创新中心协办。最高人民法院、国务院法制办、商务部、知识产权局、律师、高校学者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。

    上午9时，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费宗祎、外交部条法司参赞孙昂在开幕式上分别作了致辞。黄进教授指出，该公约10月1日正式生效，我们中国要不要加入，加入的理由和利弊是什么，不加入的理由和利弊是什么。这次研讨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。希望与会者畅所欲言，把前期研究成果展示出来。费宗祎会长说，这个公约对我国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在讨论是否参加，参加的利弊，如果参加是否要作出保留和声明等。这一探讨对理论界和实务届都非常重要。孙昂参赞指出，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，要在这个背景下充分考虑加入公约的必要性。其次是起草过程。

    开幕式后，研讨会围绕“我国当事人/法院对公约实际需求和加入公约的利弊分析”、“我国加入公约面临的主要问题（法院选择协议相关问题、判决承认执行相关问题）”等问题进行探讨。

    在我国当事人/法院对公约实际需求和加入公约的利弊分析上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高晓力表示，从公约的需求来看，首先审判实践中，当事人明确约定有争端解决条款的情况下，分为两部分，一是争议解决方式，即诉讼或仲裁，二是选择法律，即准据法。其中真正约定选择法院条款的比例很小。其次是一些格式合同，其中规定了要选择法院，但是是以non-exclusive的表述，即非排他性选择法院，所以实践中，法院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有管辖权的时候就会积极行使管辖权。如果格式条款中选择了法院，但没有non-exclusive的表述，实践中都认为是排他性的，并不需要当事人明确说明是exclusive的。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，高晓力认为，公约是在很窄的范围内做了规定，实践中虽然也有当事人选择法院的条款，但是比例确实很小。基于这样的考量，她积极支持加入这个公约。除此之外，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，只要不违反特殊的要求，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。因此加入公约利大于弊，对中国法院没有太大的危害，也表明了我们的姿态，新加坡积极加入公约就是表明其态度，想成为亚太的争端解决中心，我们国家的形势也符合加入公约，所以她支持加入。

    费宗祎表示，依据他自己在法院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的经历，解释为什么往往选择仲裁而不选择法院管辖，就是因为选择仲裁有纽约公约，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，但是如果选择法院，没有保证能得到承认和执行。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协议选择法院就有个保证，如果参加这个公约，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。另外，协议选择法院的前提是有协议，如果我国加入公约，如何由企业进行选择就是个大文章，关键在于教导企业如何选择法院。其中当事方的力量大小主动被动等都需要考虑，而且可以选择第三国法院，这就使得谈判的旋回余地很大，战略战术非常多，因此谈判过程会很艰苦。因此要向企业界宣传，如何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法院，所以他认为加入公约不一定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处于不利地位，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法院。

    宋连斌明确指出我们目前不应该加入。他认为应该改变情感问题，虽然这是我国第一个全程参与的公约，但是还是要理性看待。首先是公约自身原因，其适用范围虽然说明可以进行保留，但还是比较模糊。其次是与其他国际条约协调问题。再次，公约与我国民诉法有抵触，我国刚在13年修改民诉法和并在15年出了司法解释，我国规定涉外案件，当事人选择法院有实际联系的需要，若加入公约我国民诉法需要修改。我国民诉虽未规定法院选择协议的准据法，但实践中我国用的是法院地法，不是选择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。从企业在海外仲裁案件的胜败情况来看，我们需要引以为鉴，不同国家法律制度根本区别很多。海牙公约对弱势国家的保护很少，在国际仲裁中，非英语国家都没优势，到诉讼上，情况更不乐观。

    肖永平认为不参加公约，刚刚大家提出的问题任然存在。不参加公约就是以仲裁方式解决，我国当事人在外国的仲裁很多情况下是输的。加入公约并不会改变这一现状，但却给当事人提供了出仲裁之外的途径。

    在法院选择协议相关问题上，国务院法制办代表提出，结合法制办的工作，他们会首先关注声明的内容，法制办在条约审查过程中，会关注其和国内法的一致性，可以和国内法不一样，但是要有相应的协调方案。公约一些内容与国内法不一致，对于那些需要作出声明，是必须要明确的。其次是条约在中国生效的权限问题，是国务院核准还是全国人大批准。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为港澳地区单独开适用的口子，在处理过的条约中，有两例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加入，但只适用于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，因此从技术层面是可以的。除此之外，加入一个公约要考量的因素无非就是利弊分析，加入公约可以推广中国的法律和司法，但是对于企业的实际效果需要数据和案例来分析，不能空谈。

    商务部代表指出，根据条约第2条第5款，国有企业如果发生商事争端，可以受条约约束。第6款又提出了国家豁免，会不会出现国有企业在海外面临财产被执行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思路。

    杜新丽教授认为，我们讲实际联系，是准据法确定要用的东西，我国诉讼法的规定要求实际联系，公约并没有回答要不要实际联系，公约的意思并不是不需要实际联系，公约规定了怎么确定协议的有效性，即根据所选法院的法律来确定。如果外国当事人选择了我国的法院来管辖争议，我国法院在判断这一协议是否有效时，是要根据我国的法律，但我国的法律规定必须有实际联系，这就可能认为协议无效，从而排除自己的管辖权，这对我国来讲，将来会是一个问题。

    在判决承认执行相关问题上，最高法法官指出，民四庭从13年开始做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调研课题，希望今年或明年出台司法解释，通过调研，判决承认执行的依据除了有双边协议外，都用互惠原则，但谁都不会提前跨过这一步，一般是要求国外先承认我们才会承认执行他们的判决，法院在这方面相当保守，大大限缩了承认执行的比例。如果能够加入公约，可以促进判决承认执行的。从法院的角度，加入公约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。但因为公约没生效也没有实施，所以不知道具体的承认执行比例怎么样。有了公约保障后，当事人会更多考虑选择有保障的法院来解决争议。实践中，外国法院判决要求我国承认执行的不多。

    会议最后，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教授、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分别进行了总结。黄进教授说，今天大家讨论比较深入和热烈，但关于公约涉及的问题还是要深入研究，今天会议以后，希望我们的同仁对国际性问题，适用范围排除问题，管辖权问题，承认执行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，这样的话才能提出切实的建议。加入或不加入不能够感情用事，一定要在扎实的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理智的决定。并且要从改革开放30年的角度来考虑，中国在国际法治中特别缺乏熟悉国际规则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的能力，包括学生法官律师，因此要打造一支熟悉国际规则的涉外人才队伍，在对外交往中确实缺乏这样的人才。

    徐宏司长总结道，十年前的外交大会之前，他主持两次外交大会。一次是在武大，当时对公约草案的研讨得非常细，后来一次是和知识产权局在赤峰，两次研讨会对谈判作用很大。这一公约是政学结合的典范。后来又有学者写论文和专著来研究这个公约。今天集中讨论的问题是，加入公约的利弊如何，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。粗略感觉今天代表中支持加入公约的占多数。公约05年完成之后，到第十年才生效，说明很多国家都是观望态度，都在观察，在评估。通过十年的等待和观察还是很有价值的，这十年中国也有很大的发展。我们要有前瞻的角度来看待，不能一直采取保守的态度。应该考虑怎么样化挑战为机遇，让我们自己的发展更快。我国可以推动修改法律，但不一定必须要在修改法律后才加入公约。

    至此，会议在热烈气氛中圆满落下帷幕！